作者：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美国经济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的表现超出此前的市场预期，特别是第三季度的实际经济增长表现强劲。美国商务部2023年12月21日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该国当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4.9%，创下7个季度以来的新高，较二季度的2.1%明显加快。美联储也在2023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后将全年经济增速预测值调高至2.6%。
美经济强劲复苏似不可持续
美国经济的超预期增长及股票市场录得的空前繁荣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府进行“热启动”的结果，显示拜登政府在过去一年里为竞选连任而铆足劲儿“拼经济”的一系列措施陆续发挥作用。但市场可能错误地提前消化了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预期，因为美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和金融市场环境在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11次加息的大背景下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货币超发“易放难收”的惯性正在考验美联储的导调能力。而利率上行引发信贷规模收缩、投资增速下降、工业生产放缓，进而抑制居民消费，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美债收益率曲线长期频繁倒挂，即便货币当局再努力，恐怕也不能扭转经济进入衰退周期的趋势。
正因如此，美联储在2023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后将2024年的美国经济增长预期降至1.4%，较当年9月的预测下调了0.1个百分点，几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3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给出的1.5%的预测值相当。至于另一权威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不看好美国经济，该组织将2024年的美国经济增速从2023年的2.4%降至1.5%，低于二十国集团平均水平的3.1%和2.8%。OECD之所以作出相对审慎的预测，其重要依据是美联储的加息举措大幅抬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事实上，在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环境下，居民借贷成本持续上升，导致美国信用卡欠款余额在2023年第三季度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信用卡还款逾期比例从一季度的6.5%升至三季度的8%，达到10余年来的最高水平，进而累及美国经济增长前景。
美经济增长背后的“三靠”
作为经济规模在25万亿美元量级的超级经济体，美国经济发展一向有着“3、3、3”的黄金基准，即宏观经济如果能够实现增长、失业、通胀等三大关键指标在3%左右，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标志，更是现任总统能否成功连任的重要观察指标。而细观美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长，由大企业和政府主导的痕迹愈发明显，主要有“三靠”：靠超级企业撑着，靠消费拉着，靠印钞票保着。
就第一层面而言，美国是高度依赖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发达经济体，以先进制造企业和科技巨头为核心支撑的高端实体经济体系，和以私人消费、金融服务、房地产、批发零售、商贸物流等为代表的消费经济体系，加上出口和美国密布全球的跨国生产与经营体系，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美国经济体系。其中，以美国500强为代表的大型公司特别是美股科技七巨头（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英伟达、特斯拉）的表现直接关乎美国经济的枯荣。2022年，入选《财富》美国500强的企业总收入为18.1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71%；七巨头在2023年末的总市值突破了12万亿美元，在标普500指数中的总权重达到创纪录的30%左右。以盈利能力来看，蝉联利润榜榜首的苹果在2022年的盈利达到998.03亿美元，排名第二的微软为727.38亿美元，仅这两家超级企业的利润额就相当于全美500强总利润的11%，足见超级企业之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
就第二层面而言，美国经济在去年取得超预期增长的另一重要推手是消费快速复苏。由于消费占美国经济的比重近七成，而美国政府近年来应对新冠疫情的最大法宝便是向居民进行天量的转移支付以刺激私人消费，从而把美国经济数据刷得格外好看。例如，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底美国个人储蓄为1.38万亿美元，但特朗普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向居民部门进行大量转移支付，导致美国个人储蓄在2020年4月末达到惊人的6.43万亿美元。可以说，政府主导下的消费增长是美国在非常时期对经济进行“热启动”的关键一招，意在通过激活商品消费进而带动服务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增长强劲的2023年三季度的数据而言，当季美国经济环比折年率增长4.9%，分部门来看，私人消费支出、私人投资、净出口、政府支出分别拉动当季GDP环比增长2.69、1.47、-0.08、0.79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环比增长4.8%，服务消费环比增长3.6%，合力拉动GDP增长2.69个百分点，对当季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6%。但随着居民超额储蓄近乎消失，随着服务消费增长动能衰减并逐渐回归常态，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趋势。
就第三层面而言，美国是典型的“寅吃卯粮”经济模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是“无债不欢”。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旦经济失灵、企业大面积破产、居民失业率高企，美国就毫不犹豫开动印钞机。美联储在新冠疫情期间留给世人最大的印象是：开启了无限量化宽松（QE）的“直升机撒钱”模式，并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而当流动性泛滥引致高通胀之后，美联储又通过连续加息来对抗通胀。但在高利率政策的挤压下，企业和居民对经济复苏的实际感受度并不好，即所谓的“无感复苏”。再加上政治失灵和公共开支不断扩大的双重约束，使得美国本就庞大的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在9月30日结束的202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接近1.7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3%。截至今年1月2日，联邦政府债务规模首次突破34万亿美元。这一危险的“里程碑”预示着美国在“财政扩张—赤字严重—增发国债—支付利息—更大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道路上越走越远。鉴往知来的教训已警示：没有一个经济体长期运行于高杠杆债务区间，还能与债务危机乃至系统性金融危机绝缘。
渐成趋势的国际“去美元化”
除了担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之外，长远来看，美国的另一个担心是由于滥用美元地位、严重透支美元信用，导致其他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实际经济利益而在美元体系之外寻求多元化的贸易结算、计价和储备体系，进而推动国际“去美元化”渐成趋势。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12月底，全球有70个左右的国家或地区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去美元化”进程。除了推动石油等大宗商品与美元脱钩之外，相关操作还包括减少在贸易结算、投融资和储备货币等方面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以及发展数字货币和构建独立跨境支付结算机制等，力图尽快摆脱美国主导下的美元金融体系。
就全球金融竞争与货币格局变迁史的角度而言，当前国际“去美元化”主要是一种现象，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质变还较远。美方最为担心的就是“去美元化”由现象逐渐演变成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因为今天的美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建立时相比，无论是国际声望还是真实家底均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债台高筑，自1960年以来，美国国会提高债务上限高达80次至少超过34万亿美元，“无债不欢”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本质上是饮鸩止渴，加上无休止的“美元武器化”操作，最终将自噬1913年美联储成立以来积累形成的声誉机制。
事实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支撑美元霸权的四大要素体系：强大的实体经济竞争力（制造业）、全球高端价值链的掌控、柔性商业规则与金融定价权的把持及密布全球的军事力量投送与打击体系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削弱，该体系正在发生不同程度的裂解。
由于“武力+美元”是美国霸权地位的两大王牌，因此国际“去美元化”等于动摇了美国的“命根子”，或意味着夺走美称霸世界的金融“权杖”，这是美国金融和产业资本及其代理人无法容忍的。预计国际政治主要参与者围绕“去美元化”的战略博弈将贯穿21世纪上半叶全球金融变迁过程，甚至有分析认为，发动战争（代理人战争）或许是美国阻止国际“去美元化”临界点到来的极端手段。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去美元化”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负责任经济体既要把准全球货币格局变迁的发展脉搏，更要以敏锐的风险直觉、超强的国家智慧、足够的力量工具，结合必要的战略沟通与前瞻性建立大国之间的合作性博弈机制，来确保这一进程不对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大负面冲击。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22日 12版）
